星空体育-威尔士前锋开启进球模式，带队夺得连胜

　　“解放”了威尔士前锋开启进球模式，带队夺得连胜，郭海长却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。威尔士前锋开启进球模式，带队夺得连胜他被看作“旧社会”的“上层人物”，为某些自认为“新社会的当然主人”的人们所不容。他自己却浑然不觉，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和老区来的同志一样都是新社会的主人。

　　郭海长

　　1949年1月，新华社开封分社的一位负责人写了一封信给开封市委负责人，主要内容是：老解放区来的许多同志对郭海长的任职有意见，认为他当文教局副局长不合适，说：“解放前他是上层人物，今天怎么还是上层人物？”据此，认为市委的干部政策是错误的。信里还说：有些市民反映，解放前郭海长是开封的“四大少爷”之一，现在又当上了共产党，共产党原来也就是这样一些人。这封信里还说：郭海长在解放前所团结的上层人士如刘积学等，他认为这些人都比较开明正直，实际上都是反共分子，这说明他的阶级立场十分模糊。

　　当时，在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中，对“解放前的上层人物现在还是上层人物”的现象耿耿于怀的大有人在。而郭海长却是这样记述他当时的心情的：“进入久已向往的解放区，亲临其境，心情异常兴奋鼓舞，对一切都感到新鲜。开封第二次解放，自己走上新的工作岗位，眼看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新中国就像旭日一样冉冉升起，更是感到由衷地喜悦和舒心，因而全身心地拥抱新生活。”

　　在他的子女的记忆中，他们的父亲那时候忙得真是不歇一口气。从豫西回到开封不久，作为文教局实际负责人，他就奉命到苏州去，负责把在蒋政府胁迫下迁移到苏州的河南大学搬回开封。那时候，河南大学师生两千多人在苏州陷入困境，亟待解救。郭海长身穿一身土布军服，只有一位警卫员随同，带着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给刘伯承、陈毅等领导人的信，乘车南下。这些领导人已经与他相识，对他这项新任务尽力支持。只用了一个多月，就把所需要的车辆、经费等等方面的难题都解决了，把两千多师生，连同图书、仪器，安全地接回开封。然后，到上海去，为河南大学聘请教授。不久，就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威尔士前锋开启进球模式，带队夺得连胜；刚刚完毕，又回机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……常常星期天加班加点，不回家。妻子韩公超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孩子们只有靠阿姨照料。他想不到，就在这时候，阴霾正在向他的头顶上空聚集着，笼罩着。

　　中国时报旧址

　　他没有意识到，在新社会里，知识分子要被改造為驯服工具，只能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。他生性豪爽直率，一向不拘小节，说话行事总是胸无城府，从不对人设防。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，他特别讨厌官场习气。在上级面前，从来是我行我素，有啥说啥。他没有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什么去适应新环境。相反，对于机关工作中多年形成的某些“规矩”，常常不以为意，不愿多受约束。周围共事的人多是从老解放区来的非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，这些人很看不惯他这种习性和做派，总认为此人自高自大，目无领导，缺少组织性纪律性。总之，毛病多多。加以他出身于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庭，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非常复杂，就更容易被某些老干部看作“另类”。于是，时空错位，这个“一二九”时代的“民先”骨干分子，抗战初期的老党员却被“众人”认定为“旧社会的上层分子”。这一错位，使他成为５０年代一次接一次政治运动中被重点审查、重点批斗的对象。终于，陷入“一门三右派”（父亲，他和妻子）的灭顶之灾。

　　他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，入党前，更是把这一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在复旦大学的时候，他抨击国民党的独裁腐败毫无顾忌，特务们对他虎视眈眈。为了免受迫害，他利用他父亲的关系，成为一个不办理一般的入党手续也不参加国民党任何活动的“特别入党”的“国民党员”。他常把 这个特殊的“国民党党员证”，拿出来给进步同学看，表示他有这样一个“护身符”，要大家对他敢于在大会上“放炮”放心。在开封，他又弄到一个省参议会参议员的身份。中共冀鲁豫党委城工部部长王幼平说：“有什么机会就要抓住什么机会，郭海长在国民党政坛上爬得越高，就越能发挥较大的作用。”这个身份对掩护他从事各种必要的活动，取得有用的信息，都有很好的作用。

　　在参议会的一次宴席上，一个曾是孔祥熙心腹的参议员马乘风公开指责《中国时报》“为共匪张目”。海长佯装酒醉，拉住马乘风打了他耳光，还要他一同到孙中山遗像前说清楚究竟是谁背叛了先总理。开封一时盛传“郭海长醉打马乘风”，杀了这个党棍的气焰。还有人写了一条“郭参议醉打马参政”（马乘风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）的新闻，寄给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，传播全国。郭海长与河南省一些上层人士联系，不但是《中国时报》取得社会力量支持的需要，也是党组织布置给他的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任务。过去地下工作中必须做的事情，到了建国后，在肃反审干运动中，却成为他的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，洗刷不净的政治“污点”。在粗暴的追逼中，厉声斥责他“耍花招”，“企图隐瞒”，“想要蒙混过关”，等等，他无法接受，常常顶牛，那就更是“不老实”了.。最后把一切情节都查清了，在“结论”中还要写上一些“阶级观点模糊”、“政治立场不稳”之类不着边际难以捉摸的词语。

　　“反胡风运动”开始了，郭海长又成了重点审查对象。被定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“骨干分子”的冀汸，是郭海长在复旦大学史地系的同窗好友。他们在学校一起参加进步活动。郭海长在开封创办《中国时报》，冀汸积极支持，应邀精选复旦大学学生进步社团办的壁报《文学窗》的稿件，按期寄到开封，在《中国时报》发表，成为广受读者喜爱的一种副刊。冀汸的好友芦甸、李嘉陵夫妇，是1945年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号召到中原解放区去的，1946年夏“中原突围”之后辗转到了上海，找到冀汸，冀汸介绍他们到开封找郭海长，希望郭海长设法安排他们转移到北方的解放区。

　　芦甸夫妇在开封等待期间，就住在中国时报社，暂时编辑副刊。郭海长和这些人之间，固然可以说是“关系密切”，但是他和所谓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却沾不上边。“反胡风运动”开始后，郭海长自然想不到需要向组织交代他和这个“集团”有什么关系。他没有料到，政治运动一发动，就会以雷霆万钧之力，把许多有关无关的人裹挟进去。或出于“忠诚”，或为了自保，人们会互相“揭发”，彻底“交代”，肆意“批判”，形成混浊的洪水，是非不分，真假莫辨。郭海长与冀祊等人的“关系”，被揭发了。这一来，他就被动了。

　　他立即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，停职审查。他和冀汸的来往信件，被全部搜去，逐句逐字分析。同时，追逼他“老实交代”与这个“反革命集团”的“关系”。贬损人格、上纲上线的侮辱性话语犹如倾盆大雨浇到他头上。最后，已经陷入囹圄的冀汸，如实地为老友作了这样的证明：“郭海长对胡风只是作为革命作家对待，胡风的理论他并无兴趣，虽不能说他一篇胡风的理论文章也没有读过，但和我在一起从没有谈过胡风的理论，这是事实。”审来查去，反反复复，最后终于排除了他和“胡风集团”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联系。但是，在“结论”中照例还要拖上一条“尾巴”：“郭长期认为胡风与冀汸是进步作家，他们在文学上有造诣有才华，则说明在思想上受到一定影响。”应该反问写这个“结论”的同志一句：在“反胡风运动”以前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把胡风作为进步作家对待的？

　　紧接着就是“肃反”

　　郭海长极重友情。他以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而又感情真挚的朋友而自豪，与众多朋友交往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。建国以后，过去在北平、河南、重庆的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一些战友，特别是中国时报的一些同仁，都还在一个城市里（先是开封，后是郑州）工作。他们自然而然仍然保持着友谊往来。节日假日，工作之余，老友相聚，品茶饮酒，促膝谈心，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。朋友谈心哪有什么范围，兴之所至，论人论事，说点趣闻，发点牢骚，都在所难免。正如刘少奇在《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中引用的谚语所说的：谁人背后无人说，哪个人前不说人？他们缺少这样一种观念：在老解放区的共产党内，忌讳在工作关系组织关系以外有过于亲密的私人友谊关系——这种关系很容易被认为是对党组织不利的“非组织活动”。从老解放区农村根据地出来的同志们，看到这些他们认定是“社会关系复杂”“历史不清白”的人们常常聚在一起，起码是觉得特别“扎眼”。“肃反”运动一来，自然就把这些人作为必须审查的“小集团”，议论内容稍有不妥，就升级为“反动小集团”要求他们把聚会中议论了些什么、有些什么“反革命活动”，一条一条交代清楚。

　　可以设想，要把许多朋友多年间私人聚会的谈话内容都准确无误地回忆清楚，说个明白，让那些具有“高度政治警惕性”的审查者认可放心，那该是一个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的过程。这些被审查者要忍受多少心灵的摧残和屈辱。在这次“肃反运动”中，郭海长和他的朋友们就“补”上了这“必修的一课”。清查结果，宣布“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发现政治上有组织地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”。但是，又说“他们一伙伙是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落后的私人感情关系”，还说他们谈论过统战部的分工，议论过某些领导同志，都是不应有的错误。

　　经历了这样几次政治运动，郭海长胸中積下来不少怨气，甚至有些怒气。他接受不了搞运动的这种方式，也接受不了给他做的那些“结论”。

　　1957年4月27日，中共中央郑重宣布：“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，以反对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、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。”5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为此发表社论，指出要“采取扩大民主生活、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，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，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、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……”。在这样的号召下，郭海长觉得不能再沉默了，说话一贯直来直去的他，认为在党内提意见更不必拐弯抹角。他对肃反运动中某些人的粗暴过火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，不但指责运动中某些积极分子的“幼稚”、“胡闹”，而且批评了省委和统战部的负责人缺少自我批评精神，对运动中不应有的打人、死人、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做一点检查，只顾自吹“成绩是主要的”。

　　那时候，他已经被调到省委统战部工作。对于河南省的许多上层民主人士，他是很熟悉的。他了解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，因为正是他曾经帮助这些人完成了这个转变，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。他尊重他们在历史大转变中作出的贡献，更不能忘怀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对《中国时报》的保护和支持。建国以后，党的政策越来越“左”，他作为统战部的工作人员，不能不执行一些“左”的政策，在不同程度上伤害过一些老人的感情。这使他处于尴尬境地，感到有愧于道义，内心困惑、矛盾。在和这些老人们接触中，自然就不会像某些领导人所要求的那样“立场坚定”。因此，常被批评为与这些老人“拉拉扯扯，勾勾搭搭”，“立场模糊，划不清界限”。对于这样的批评，他也无法接受。在整风中，在党的会议上对这些做法提出了意见。在习惯于最“左”才最革命那一套的那些人看来，像他这样提意见就是向党“猖狂进攻”。

　　事情还不止于此。整风突然一变而为“反右”，疾风暴雨已经袭来，河南省的民主人士大多已经成为被点名批判的“右派分子，而且在郭海长自己也已经在统战部受到严厉批判的情况下，他竟然不顾一切的在党内会议上直言为这些老人辩护。他说：“对刘积学的批判是断章取义”；“把王毅斋说成完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”；“罗绳武一向进步，划为右派我感到突然，为他惋惜。”这时候的郭海长已经进入“不惑之年”，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浪，早已不是那个在火车上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毛头小子了，为什么还敢于替这些即将划为“右派分子”的人们作这样无效的抗争呢？逝者无言，后人只能敬重他的良知和勇气。

　　他基于正义的呼号，给他招来的是灭顶之灾。《河南日报》上整版整版对他进行猛烈批判，而后把他定为“极右分子”。他的妻子韩公超，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好学生，当时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中学校长，多年来一直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。这时候，只因为不能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在政治思想上以至生活上和丈夫“划清界限”，也被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。父亲郭仲隗本来已经先于儿子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那时候他还能挺住，及至连儿媳也成了“右派”，一家三个大人都被作为“反革命”对待，四个幼小的孙子孙女将怎样长大成人？瞻念前途，这位一生不畏权势不怕坐牢杀头的刚强老人绝望了，很快中风倒下，不久就含冤辞世了。

　　“反右派”之后继之以“大跃进”。河南省在随后几年大刮共产风、浮夸风，大放粮食、钢铁“卫星”，在全国带头成立“向共产主义跑步前进”的“人民公社”，出足了风头。随之而来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是全国老百姓挨饿受罪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。郭海长被遣送到农村去“劳动改造”，饿得不行了只得从地里刨块红薯啃啃。韩公超在家里带着几个小孩子，只有一件件变卖自己的衣物、字画，对付正在生长发育却处于饥饿状态的孩子们最低的需求。

　　对于郭海长来说，比生活的艰辛使他更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是：自己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多年的革命战士变成了人们眼中的“反革命”？ 后来与子女们谈起来当初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形，他总说：那时候革命还根本看不到头，哪里会想到革命胜利以后自己会如何呢威尔士前锋开启进球模式，带队夺得连胜！投身革命，完全是一种献身，是对信仰的执著追求。怎能想到，这时候戴在头上的却是等同于反革命的“右派”帽子。一向达观的他，这时候也不能不苦闷、失望，甚至几乎陷于绝望。后来，他对一位好友说：他之所以没有走上自杀的绝路，是由于想到了孩子们，不能把几个还没有成人的孩子丢给妻子公超一个人。

　　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，按说，郭海长是逃不掉这场浩劫的。可是，大概是由于他已经被看作“一只死老虎”，对急于“立新功”的造反派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。他在十年浩劫中居然没有受到多大磨难。起初，他所在的河南省政治学校里的人给他贴了许多大字报，形势似乎有些紧张，可能由于当时的掌权者认为有某种政治需要，他突然被安排离开政治学校，到省参事室做研究员。他的身份从“右派分子”变成了“民主人士”。他的任务，就是和民主人士一起参加政治学习。

　　在十年动乱中，郭海长有一项特殊任务，为“外调”的人们写他们所需要的证明材料。参加革命三十多年来，他经历的事情多，交往的人多，参加的组织也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要横扫一切，过去已经查清认定的人和事，统统推倒重来。一时间，全国各地“外调”人员满天飞。这些人员大多受极左思潮支配，总想要接受调查的人按照他们的口径提供材料，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蛮横霸道地威胁、训斥。郭海长不理会这一套，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历史真实负责，对每个当事人负责，从不屈从“外调”人员的压力。

　　1968年，以揪“61人叛徒集团”闻名全国的天津红卫兵的“抓叛徒战斗队”来到河南，他们找郭海长，要他提供揭发“叛徒”的材料。谈了整整一夜，郭海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，任凭他们怎么逼迫也不顺着他们的无理要求说话。

　　《中国时报》，包括与《前锋报》的联合版，被造反派打成“反动报纸”。不少在那里工作过的同志，都因此而被审查和批斗，专案人员都要到郑州找郭海长写证明材料。陈承铮就是被审查的一个，他被当作“中国时报反革命集团”成员长期挨整。不论“外调”人员怎样剑拔弩张，郭海长总是耐心地说明：《中国时报》不能办得像党报《新华日报》和解放区的报纸一样，不然就根本无法存在；它还担负着冀鲁豫区党委交代的掩护地下工作的任务，更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。怎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灰色的，就把它定為反动报纸，把曾经在这个报社工作的人们说成是“反革命集团”？《人民日报》编委之一燕凌，在“文革”中被作为“走资派”“修正主义分子”对待，由于曾在《中国时报》工作，又被加上“反动文人”的帽子。造反派让专案组成员刘炳振等带着《中国时报》三篇社论的复印件去找郭海长，要他证实这些社论是燕凌写的。

　　其中主要一篇是《从云雾中望东北》。造反派认定，坐实了这些社论是燕凌写的，他的“反动文人”的罪名就跑不脱了。不料，郭海长却一口认定，这几篇社论是他自己写的，由他负完全责任，与燕凌无关。刘炳振说：燕凌已经交代说《从云雾中望东北》是他写的，怎么你说是你写的？海长仍然不容置疑地说：“我是社长，这篇社论是我自己写的，燕凌当时只负责文艺副刊。”刘炳振当时在报社印刷厂工作，不是造反派，为人诚实，回到报社按照郭海长说的如实汇报了。造反派大为恼火，批评刘炳振：“让你们去落实罪证，怎么反而把罪证给弄没了？”幸好，当时驻报社的军宣队的人发了话：“外调的目的是弄清真相，肯定了调查的问题是成绩，否定了要查的问题同样是成绩。”这样，造反派才不好再说什么。这以后，刘炳振就以印刷厂事情忙为由，再也不愿参与这些事情了。多年以后，大家都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了，刘炳振把这件往事告诉了燕凌，不胜感慨地说：“你们的朋友郭海长真是一个好人啊！他自己当时的处境也很不好，却那么勇于承担责任。”

　　那篇社论写作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？本文前面已经谈到。由于《中国时报》对东北问题没有表明态度，而且拒不采用中央社的某些稿件，这就惹恼了他们，声言要采取断然措施打击《中国时报》。海长找到燕凌，说别的报纸都发了评论，我们不能不写篇社论应付一下。两人商量，采取客观态度，反映情况之复杂和各方面的不同看法，既引用了《中央日报》的言论，也引用了《新华日报》和其他非官方报纸的言论。由燕凌执笔写出了初稿，经郭海长看过稍加修改就见报了。因此，在造反派追问这篇社论是谁写的的时候，燕凌就坦然承认是他写的。而当刘炳振找郭海长调查的时候，郭海长也坚决地一人把责任担当起来。

　　“文革”中，过去的许多整人者，也成了被整者。专案人员找海长提供这些人的“罪行”材料，包括整过他的人的材料。他一律实事求是地说明真实情况，从不落井下石。几年里，他曾为人们写过四百多份证明，其中有部长、将军，也有一般干部和工人，多数是他的朋友、同学、同事，也有与他有宿怨的。不论与他是什么关系，他保存下来的这四百多份证明材料的底稿，都可以证明他对当事人的负责，对历史的负责，以及他为人的坦荡无私。

　　近黄昏，短暂的晚霞

　　郭海长在年过花甲的时候，终于等到了“右派”改正的一天。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，终于还他以历史的真面目，他的党籍恢复了，工作也得以重新安排。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南省委的秘书长，副主任委员、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，领导了河南“民革”组织的恢复和重建。还先后被选为河南省政协委员、全国政协委员。以后又担任河南省海外联谊会会长。这些都是能够发挥他的特长的岗位。

　　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磨砺，郭海长依然故我，没有学会世故圆滑。他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，倾注了极高的热情和责任感。不论是为甚么人平反，不论难度、阻力多大，他从不退缩。原河南省高层民主人士、民革成员王友梅，在镇反运动中被错杀，为此人平反的难度极大，拖了很长时间不能解决。他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，耐心地依次帮助有关部门的人员转变观念，同时组织力量调查研究，写出有说服力的材料，终于使各方面一致肯定了王友梅的起义人员身份，平反了他的冤案，为他的子女落实了政策。王友梅的一个儿子原先在杭州上航空学校，受父亲错案的牵连，被开除了，多年生活没有着落。郭海长又组织力量在省内省外进行调查，然后通过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向劳动人事厅交涉，终于给了安置指标，使这个问题得以彻底解决。

　　由于“左”的倾向的顽固性、习惯性，落实政策的工作阻力重重，他也常常感叹：“党的政策的落实怎么就这么难！”有一位老同志已经去世了，该落实的政策还没有落实。在追悼会上，他当着这位老同志所在单位的领导人的面，责备他们对老同志的不公正，抑制不住地很动感情，在场的人们莫不为之动容。在省政协会议上，他对一些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几次点名批评，引起一些人的不快。他的子女劝他，说现实的社会风气已经习惯了以冷漠和无奈对待这些现象，你这样做于事无补。他虽点头称是，但一遇到某些不公之事，就又按耐不住挺身而出。

　　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，尽其所能，对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做了大量沟通、交流、团结、争取的工作。

　　那个曾经在省参议会上与他针锋相对，被他佯装酒醉打了耳光的马乘风，以后去了台湾，思想有了变化，成为国民党当局整饬的对象，处境艰难。郭海长把过去与他之间的个人嫌隙抛在一边，谋取团结他为国家统一尽力。他的原配妻子白某和子女都还留在开封，生活困窘；儿子曾几次被公安机关拘留，心中有气。郭海长每年都以河南民革的名义，给白某送去救济金，同时对她的儿子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循循善诱地做说服工作，帮助他转变态度，努力工作，打消怨气。白某给马乘风通了信。马乘风自然更加心向大陆。

　　解放前，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直辖的刑警队队长孟庆瑞，当年也曾屡屡找郭海长的麻烦，多次要逮捕他。1988年春天，此人从香港回到郑州来了。郭海长和有关方面的人员到郑州火车站去迎接他。虽然他回来以前已经得到了保证安全的承诺，但是仍然显得紧张、拘谨、不安。在海长面前，尤其是这样。在欢迎他的宴会上，海长对他敞开胸怀笑谈往事，叙旧中并不避讳孟庆瑞怕接触的那些问题，然后朗声说道：那是历史，那是过去，只要现在转变了，共产党既往不咎，要往前看，大家共同为祖国的富强统一，为民族的大团结尽力，和为贵。话是一般的大道理，可是郭海长态度坦诚，讲得充满感情，不带官腔，空气顿时轻松热烈起来，孟庆瑞的情绪也好了起来。以后海长陪他到开封旧地重游，孟庆瑞充满感激之情。

　　同老友谈起过去这些打过交道的人，谁在国外什么地方，谁在港澳台，各自在做什么事情，生活和思想情况如何，哪些人已经去世，那些人还活着，郭海长都清清楚楚。他与其中不少人还有通信和电话联系。一位老友说起被他打过耳光的马乘风，问他：今天怎么和这样的人化敌为友了？他笑对老友说：时代变了，人人都在变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只要是热爱祖国，关心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大业的，我们都应该不咎既往。老友点头称是。海纳百川，为祖国统一强大而“一笑泯恩仇”，这种胸襟，正是郭海长平生豪情的升华。他的一位年轻同事谈到他，曾说：他的阅历不可谓不丰富，社会关系不可谓不复杂，但我们与他相处，经常感觉到的却是他的“简单”，就是觉得他像山间的一股清泉，出山流了很长，仍然是清澈透明的。正是这种“简单”、透明，使他容易信任别人，也容易受人信任。

　　“革命少爷，少爷革命。”正是他特有的这种“少爷”的背景和他从父辈继承和发扬的品性，为他提供了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；如果没有这样一个“少爷”，未必有别人能做出像他在晚年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这样好的成果吧？

　　〖红岩儿女编者的话〗郭海长多年间甘冒种种危险奋不顾身地为革命尽心尽力。可是这个革命夺得了全国政权以后不久，他就总是被视为“异己”、“投机”，成为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对象，一次又一次受到这个革命的鞭打，甚至被当作反革命的“极右分子”，连曾经支持他的革命活动的老父亲，和他的善良温顺妻子，也相继被划入“右派”，全家陷于灭顶之灾。

　　二十多年后，到了晚年，他作为幸存者，幸遇改革开放新时期，才从困境中解脱出来，得以稍稍发挥出来他特有的才能。可惜，对他来说，这样的时光太短了。多年的灾难在他躯体中积下的致病因子，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。

　　郭海长有一个特长，就是善于交朋友。这无论对于做地下工作或是做统战工作，都是必要的，中共南方局把这列为“三勤”（勤学勤业勤交友）方针的一项。他不是把这当作一种“手段”，而是出于热心和诚意。在患难中，总是舍己相助。在交往中，人们也就对他推心置腹。在政治运动中，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审查项目，即使定不成“反党集团”，也得说是“封建性的落后的私人感情关系”，“腐朽小集团”。讲义气，就更被说成是封建性的了。

　　而真正具有浓烈封建性的，恰恰是反人性反人权的以“整人”为能事的专制制度。

　　郭海长40年代前期在爱国民主运动中的部分活动，在《红岩儿女》第一部第24章《祖国在危急中》里面有所记述。